1955年大授衔，作为红军重要山头之一的陕北红军，没出元帅，也没有大将，只有一个上将阎红彦，还是临时补缺上来的。
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要是能够代表陕北红军的几位创始人，不是牺牲的太早，就是犯了错误被处理。
例如刘志丹和谢子长，无论谁活到大授衔，那都得是大将保底。而陕北红军的另一位领军人物高同志，若非犯了错误，定能跻身十大元帅，而且还是比较靠前的位置。
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说呢，主要是高在军中的职务太高了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他即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，又是军委副主席。
当时全国共有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中南、西北、西南六个大军区，除了高领导的东北军区之外，其他五个军区司令员都是元帅。
而在军委中，新中国成立之初先后有14位副主席，1949年时有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彭德怀、程潜五人，1951年增补林总、高同志两人。到了1954年，再次增补刘伯承、贺龙、陈毅、罗荣桓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叶剑英七人。
展开剩余76%内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个排名其实就是后来十大元帅的排名，由此可见，如果高同志不犯错误，那大概率要排在林总后面。可惜历史没有如果，高同志注定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除了刘志丹，谢子长和高之外，陕北红军的其他将领，无论是资历还是职务，不要说元帅，就是大将都不够。
当年中央到达陕北后，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四个军，分别是红27军、28军、29军和30军。那这四个军的军长都是谁，在1955年又都被授予了什么军衔呢？
红27军的军长是贺晋年，他也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，领导和参与了陕北苏区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。
红军时担任27军军长，抗战时担任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团长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旅长兼三边分区司令员，负责保卫党中央和延安。
解放战争爆发后，他前往东北战场，历任东野11纵司令员，48军军长，第15兵团副司令等职。
原本以贺晋年的资历和职务，是陕北红军上将代表的不二人选，可惜受到了高同志的牵连，最初只被评为大校，最后还是在毛主席的过问下，才晋升少将，成了唯一的副兵团级少将。
红28军军长最初是刘志丹，可惜他在东征时牺牲了，军长一职由宋时轮接任。宋时轮毕业于黄埔五期，军事指挥能力出众，又是中央红军出身，因此深得中央重用。历任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，山东野战军参谋长，华野第10纵队司令员，三野第九兵团司令员等职，1955年，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红29军成立之初，军长是肖劲光，但考虑到他出身中央红军，不久后就被调回中央，由出身陕北红军的李仲英接任军长。
李仲英的革命经历颇为传奇，早年曾加入帮会组织哥老会，劫富济贫，后又在国军中当过排长。1930年，在谢子长等人的动员下参加革命，历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，1937年2月接替肖劲光出任红29军军长。
不过在后来的革命中，由于复杂的历史问题，李仲英的职务一直不高，到1948年时，才是西北野战军第14旅副旅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李仲英离开军队，出任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，因此未参与授衔，1960年因病去世。
红30军军长是阎红彦，他15岁参加革命，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。1932年，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时，谢子长任总指挥，刘志丹任副指挥，阎红彦任第一支队支队长，地位仅次于二人。
1936年2月，阎红彦奉命组建黄河游击师，并担任司令，不久后根据中央指示，部队改编为红30军，仍由阎红彦出任军长。
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，阎红彦的级别也不低，历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一旅政委，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司令员，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等职。
不过大授衔时，阎红彦早已离开军队，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书记，本来不应该参加授衔的。但毛主席看到上将名单中没有陕北红军代表，就提议让阎红彦做陕北红军的上将代表。
因此，大授衔前，阎红彦被紧急任命为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，重新穿上军装，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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